55岁女教授卖掉别墅前往瑞士安乐,手术房内收到惊人消息泪流满面
瑞士苏黎世的清晨,杜若兰坐在病床边,透过窗户,她能看到教堂尖顶上覆盖的厚厚白雪。她身穿宽松的病号服,手边摆放着已经签字的安乐死协议。三小时前,她将出售别墅所得的六百二十万元分三笔转入同一账户,附言只是写下了“给文浩”三个字。此时,护士推门进来,手中握着折叠得皱巴巴的纸条。“杜教授,这是从您国内的病历档案里找到的,您必须先看看。”杜若兰接过纸条,看到上面歪歪扭扭的一行字,感觉心头猛然一紧。
杜若兰在与房产中介通话时,正看着窗外梧桐树上的树叶缓缓坠落。她站在二楼的书房里,目睹着中介小哥将“已售”标牌插入花园,那鲜红的标牌在秋风中摇晃,显得刺眼。房子以六百二十万元的价格售出,中介称买家采用全款,两天内便会完成过户。她暗想如今买房的人比卖房的人更急切,究竟着急什么呢?她转身打开书桌底层的抽屉,里面压着一个未封口的牛皮纸信封,信封内是一份十年前就签署的离婚协议。协议书的落款处,董兆明的名字已经写下,旁边的日期却是空白。杜若兰拿起笔,填上了今天的日期,之后将文件锁回抽屉。
钟声敲响九下,她拿出手机,翻阅到“儿子”那一栏,看了三秒钟便关掉。接着走进卧室,她开始整理行李。她装了一个登机箱,里面放入几件换洗衣物、一瓶止痛药和一叠病历。病历封面上赫然写着“胰腺癌晚期”,确诊时间为三年前的夏季。杜若兰将病历放在箱底,拉上拉链时,手指在拉链头驻足片刻。她记得医生曾说过:“大概还有半年。”然而三年过去,她依然活着,凭的并非是命硬,而是顽强的忍耐。
正在这时,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。杜若兰并未回头,她知道是董兆明。他走进来,手里提着一个装有几个苹果的塑料袋,把苹果放进茶几上,目光瞟向客厅中央的行李箱,“你要出差?”“嗯。”“去多久?”“不一定。”不再多问的他走向厨房,轻缓地洗苹果,仿佛生怕弄坏了什么。杜若兰看着他头顶的白发,心里一阵陌生感。十年前,这个男人跪在她面前承认出轨,而那时他的头发还乌黑。她没有说话,只是点头,然后走进卧室,关上门。门后,她听见董兆明在客厅里默默哭泣,但并没有去出面安慰。
随后的十年,他们如影随形,住在同一屋檐下,共用一张床,却从未真正触碰对方。每天早晨,杜若兰会准备早餐,而董兆明则独自上班,晚上回家带回来些简单的食材。他们有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,却相隔一个靠垫的距离。外人眼中,他们似乎是一对模范夫妻,大学教授和国企高管,儿子在国外求学,生活美满。然而只有他们自己清楚,这份关系犹如是演一场戏,为儿子、同事和周围的人掩盖着心底的裂痕。杜若兰有时想,与其说生活在一起,不如说在表演,十年过去,她早已演累了。
“我走后,把客厅的君子兰搬出去晒太阳。”杜若兰说道。董兆明愣住了,“你不在家,谁来搬?”“你搬。”短暂的沉默之后,他终于答应了。杜若兰拖着行李箱走向门口,经过董兆明身旁时,她闻到一阵烟味。他似乎开始抽烟了。“你的医保卡带了吗?”董兆明忽然问。杜若兰的脚步停顿一下,“带了。”“那就好。”她并未回头,打开门走进电梯。在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刹那,耳边传来董兆明轻轻的叹息。
电梯下行,杜若兰靠在壁上看着手机,屏幕上是她儿子董文浩的微信头像,那是一张黑白的风景照,无法辨认出具体地点。朋友圈已经三年未更新,但头像依旧未换。她点开对话框,聊天记录停留在三年前的六月。最后一条是她发的信息:“文浩,妈妈最近身体还行,你不用担心。”后面跟着一个笑脸。底下则是“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”的红色提示。她盯着这条信息久久不放,最终选择删除。
电梯到达一楼,杜若兰拖着箱子走出大门,经过门卫室时,老张头探出头来:“杜教授,出差啊?”“对。”“您路上小心。”她走出小区,回头看了一眼,住了十六年的房子,二楼阳台上的君子兰在秋日阳光下生机勃勃,然而她并未驻足,径直上了出租车。“去机场。”司机问:“哪个航站楼?”“国际出发。”当车子发动的瞬间,杜若兰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低头查看,是一则银行短信:您的尾号3027的账户已成功转账620万元,收款人董文浩。她盯着短信显得无比迷茫,最后选择了删掉。汽车一路向西行驶,她靠在座椅上,闭上双眼,感受着窗外吹来的秋风,想起了六岁那年她带儿子去动物园的情景。